反家庭暴力能寄希望于“110”吗？

　　由中宣部、公安部、全国妇联联合下发的《关于预防和制止的若干意见》(以下简称《意见》)，将家庭暴力纳入“110”出警工作范围，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。专家表示，《意见》为公安机关和有关部门对家庭暴力进行干预提供了重要依据(9月8日《中国青年报》)。

　　家庭是社会构成的基本细胞，家庭成员间的和谐与爱是社会和谐的根本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，我们才历来强调“家和万事兴”，强调“亲亲”、“尊尊”的家庭伦理秩序。但在现实生活中，一再出现的家庭暴力现象，不仅破坏了家庭这个“宁静的港湾”，而且也冲击了整个社会的秩序基础。为此，国家公权才有必要介入被视为“私人领地”的家庭内部，甚至通过立法向家庭暴力说“不”。

　　然而，在确认公权干预的正当性的同时，究竟采取何种方式对家庭暴力实施恰当的治理，却是一个更为复杂的实践性难题。就拿公安机关来说，《意见》虽然将家庭暴力纳入“110”出警范围，但在具体的实施操作中，却面临着规则制定者所难以想象的诸多困境。举一个简单的例子，当夫妻间普通的吵架招来“110”民警时，该怎么办?是充当好心的“马大姐”耐心调解，还是将滥报警者科以行政处罚?再比如，严厉的父亲正在拿着笤帚“教育”自己的孩子，警察到底管不管?这些问题，可能从理论上不难拿出“家庭暴力”的概念标准进行判断，但实践中可不是如此简单。当民警深夜面对报警的“妻子”不让带走打了自己的“丈夫”时，又岂止一个“尴尬”所能形容!前些年，“有困难找警察”这样的标语已经让不少基层公安机关面临重重困境，这一次“110”出警会不会再次置警方于“难以自拔”的境地呢?

　　与执法可能面对的困境相比，“110”出警对于反对家庭暴力的效果更值得探究。不可否认，在许多场合，出警对于及时制止正在发生的家庭暴力、维护家庭弱势人群的人身权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，对一般的家庭暴力也能起到遏制的导向作用。但问题是，民警将施暴者强行带走并进行处罚，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使行为人“下不为例”?又能对社会起到多大的“引以为戒”的示范效应?更关键的是，这样的出警对于已经出现裂痕的能否起到修缮和恢复的作用?被放回家的施暴者还会不会采取更严重的报复行为?如同单纯的刑罚根本无法实现对受损社会关系的修复一样，简单的执法处理也根本不足以承载弥合家庭裂痕的功能。而只要不能从根本上修缮这种家庭裂痕，那对家庭暴力的治理而言也就必然是“治标不治本”。

　　当然，笔者并非一味地反对将家庭暴力纳入“110”出警范围，只是认为：在我们作出此类公权介入家庭私人领地的同时，必须持有充分的谨慎，不单只关注这种介入的正义性，更需要关注民警介入所带来的上述种种实践问题。如果不是事先设定好了公权介入的贴切方式，如果不为公权自身设定妥当的“退身之策”，那么很可能让贸然介入的公权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，“丢了夫人又折兵”。与此同时，在制定此类决策时，除了广泛征求民众的意见，是不是也应当征求广大基层民警的意见?毕竟他们才是最终面临执法困境的人，如果民警自身都不能认同这样的介入方式，那么执行起来必将大打折扣。

　　其实，家庭暴力的治理并不是单纯制度层面的问题，它更是一个文化层面的问题。在中国，家庭暴力的产生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，它是在传统“三纲五常”式家庭伦理秩序被打破，而现代法治型家庭秩序尚未建立的情况下产生的。对于这样一种文化“断档”背景中的社会不良现象，我们的治理手段应当谋求更深层次的文化转型对策，谋求更广范围的制度嬗变技艺，在实现现代家庭法治化的伦理秩序重建过程中，将家庭暴力的毒瘤剔除干净，为社会和谐输送一个个文明的家庭细胞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