让我们计算法学：一个人工智能法学的宣言

法律人工智能是否可能？从根本上而言，取决于法律是否可以计算。从17世纪起，法学家们就致力于将法律推理的过程形式化，以便于用数学的方式来实现对推理的计算。同时，他们还不断尝试制造计算机器和机械设备来完成其构想的计算功能。

从霍布斯说出“推理即计算”以后，数百年间，人们的尝试经历几度反复，哲学家们徘徊于一元论和二元论之间；徘徊于决定论和自由意志之间；法学家则徘徊于概念主义、形式主义、机械主义，与实用主义、现实主义之间。其中自然科学和技术的每一次发展，都深刻地影响了对法律的科学性与可计算性的评估。每一次计算设备和计算能力的提升，仿佛总昭示着法律科学的新生，有可能带来形式完备的规则和精准确定的推理，然而司法活动的现实又每每使这一梦想破灭。随着下一轮技术的进步，新的数学、逻辑和算法工具的发明，又使得计算法律的理想总能够再一次死灰复燃，或涅磐重生。

这一次（电子计算机+互联网），人类是否真的逼近了莱布尼茨“让我们计算”的高贵梦想？如果这一次不行，那么下一次（量子计算机+万物互联）呢？计算主义的兴起，将带给我们全新的视角。

30多年前，青年法学家张力行在北大法学院图的陋室里挥汗如雨地盘弄着使用8088芯片的原始PC机，试图搭建起中国早期的法律专家系统。后来大家都知道了，这个系统演进至今，成为广为人知的智能法律信息系统北大法宝。

300多年前，选帝侯掌谱人莱布尼茨设计出机械齿轮的乘法机，试图用加减计算的方式搭构筑起德国最完美的法典。当然，以那时候的算力基础而论，他不能不走向失败。然而莱布尼茨为表征社会世界而发明的二进制，启发了后世电子计算机的宏伟事业。

由此上溯到公元前200多年前，战国末年秦国的一个叫喜的基层法律官员，从他在睡虎地被发掘的墓中，人们看到了大量的律令，以及算数书与算筹。喜是否曾用算筹来计算法律？秦律高度精密的规定需要严密的法律推理与精确的数学计算，从出土秦律看，商功、均输、勾股等算法，均已广泛用于法律计算。